美国持续的高通胀，迫使美联储不断释放强硬政策信号，试图扭转通胀预期。
最近美国相继发布2021年12月CPI和PPI数据，双双继续“爆表”，从同比看，前者上涨7%，后者上涨9.7%，这进一步坚定了市场对美联储将提前并加快加息的预期。作为当前美联储中立场最“鸽派”的官员之一，美联储理事布雷纳德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并暗示最快3月加息。
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会带来怎样的冲击？1月15日，多位学者与市场人士在“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海峰会”上展开了讨论。
全球利率中枢将抬升
中国银行董事长刘连舸指出，2022年全球流动性将面临拐点。美联储将加快收紧货币政策，市场预计最快将在3月份启动加息，缩表时点也将提前。欧洲央行宣布将于2022年3月结束紧急抗疫购债计划。英国、挪威、新西兰等发达经济体以及部分新兴经济体已提前进入加息周期。2022年全球流动性增速将放缓甚至下降，全球利率中枢将抬升。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Philip H。 Knight教授及名誉院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在峰会上表示，美联储现在处在进退两难的局面，2021年局势的变化非常之快，需求不足转向了供给约束，给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通胀的压力会持续，由于供应链受到影响，需求的增长无法被满足。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考虑通胀给各大经济体带来持久深远的影响。各国都在面临疫情给供应链带来的局限，主要经济体还需要应对通胀问题，加之全球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2022年将会成为充满坎坷的一年。但随着疫情的有效控制和结束，未来会回到一个具有潜在乐观局势的趋势中。
金融市场波动将成为主要风险点
刘连舸认为，这一变化对金融机构而言，机遇和挑战并存。从积极方面看，一是利率水平上升将改善金融机构净息差，有助于提升金融机构盈利水平。二是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将助推美元升值，美元资产回报率将会提高，全球化的金融机构可通过资产负债结构调整改善自身资产质量和盈利状况。三是流动性收紧有助于平抑全球商品价格上涨趋势，从货币供应端缓解发达经济体通胀高企问题。
从消极方面看，一是金融市场波动将成为主要风险点。股市和债市资产价格可能大幅回调，企业和居民债务风险将提高，违约风险加大，金融机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可能上升。二是金融领域的环境变化将逐渐蔓延至实体领域，流动性收紧将会降低金融机构风险偏好，可能给尚未恢复元气的实体经济部门带来新的融资约束，企业信贷和债券违约概率将会增大，对金融机构资产质量带来一定挑战。三是从过往经验看，全球货币环境趋紧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远大于发达经济体。当前部分新兴经济体已经暴露出明显的汇率波动问题和主权债务风险，2022年全球流动性变化可能引发新一轮金融动荡。
“金融机构需要密切关注这些风险变化，有预判方案。”刘连舸指出，需要特别关注以下事项：一是关注全球流动性总量和结构变化，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加大对可持续发展、绿色资产、数字经济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助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二是关注全球流动性变化对贫富分化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加大对普惠金融、小微企业和贫困个体的扶持力度，推动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战略目标的实现，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缩小贫富差距，推动全球共同富裕。三是各国央行加强货币政策沟通与协调，降低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外溢影响和意外冲击，为全球经济金融营造更加良性、稳健的发展环境。
为外溢性风险做好准备
交通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刘珺将量化宽松政策谢幕称为2022年的“巨石”之一。2021年开始尤其是下半年，通胀说来就来，并且直接创出新高。转瞬之间，美联储货币政策制定者迅速从鸽派和鹰派的分野演变成通胀短暂派(transitory)和通胀持久派的区别，而近期释放的一系列消息均指向量宽政策退出的坚定姿态，而且是“宜快不宜慢”、“宜早不宜迟”。美联储缩减购债的时间表将在今年一季度划上句号，而加息时间和加息次数都在往前和往多的方向迈进。
斯宾塞认为，由于新兴市场国家疫苗接种率不算高，疫情的影响还相当严重，因此如果各央行收紧货币政策，新兴市场可能会出现资本外流，给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甚至还有可能在全球层面造成经济危机。
斯宾塞表示，“上一次金融危机是预期之外的，也突然的，所以资本流动事实上存在后滞性。在新兴市场，尤其是高中收入的新兴市场中，它们并不是那么脆弱。但是此次疫情冲击下，有不少国家疫情并没有得到控制，它们疫苗的接种率仍然比较低，它们在财政、贸易方面腾挪的空间也比较小，处在一个脆弱的境地。这些国家可能会债务高起，加之本来债务水平就很高，这种情况下在这些国家中会看到更多主权债务的问题。在央行层面，尤其是美联储很可能紧缩货币政策，这就会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压力，但这并不一定会是全球金融体系中系统性的危机。”
“在危机之中，中央银行仍然会保持合作的态度，”斯宾塞说，即使有一些政治干预使中央银行无法合作，但不论是在中国、欧洲还是美国，中央银行的工作人员都是经验丰富的团队，他们一定会通过合作来避免系统性的不稳定。
刘珺进一步指出，如此的量宽谢幕，对新兴市场是一次资金的周期性挤压和流动性的瞬间抽离，并且强度不会弱，量级不会小，新兴经济体受到的冲击更大也更显著。中国已经在为这种外溢性的风险进行提示和准备，不仅是供给短缺、需求拉动、成本推动相互叠加的复合型通胀的前瞻性管理，更是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有效释放和高质量对冲。